孟晚舟案加拿大法官未同意引入新證據,但中國「阻斷法」體系已使情況發生變化

資訊     2021年07月11日

當地時間7月9日下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就孟晚舟的律師要求引入新證據的申訴做出判決,法官不同意引入從滙豐銀行獲取的新證據。這意味著,孟晚舟在8月舉行的最後階段審理中,將無法使用這些新證據來證明美方提交法庭的引渡依據——《案件記錄》,存在重大遺漏並誤導了法庭。

6月29日和30日兩天,法庭就孟晚舟的律師申請引入新證據進行了聽證,辯方和檢方律師就此進行辯論。孟晚舟律師表示,申請引入的新證據包括滙豐銀行和華為公司往來的電子郵件、內部報告、會議紀要和客戶管理系統報告等等。這些文件可以證明,孟晚舟並未對滙豐銀行進行欺詐。

孟晚舟案加拿大法官未同意引入新證據,但中國「阻斷法」體系已使情況發生變化

《南華早報》報道截圖

加拿大法院副首席大法官希瑟·霍姆斯(Heather Holmes)在當天下午開庭時表示,滙豐銀行提交的文件將不被用於證據,她將在10天後出示作出這一決定的書面理由。

「我們尊重裁決,但對這一結果感到遺憾」,在今天的聽證會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華為重申了他們對上述決定的失望。聲明稱,「儘管法院不允許孟晚舟女士提供額外證據,但新的文件清楚地表明,滙豐銀行,包括其高管在內,明確了解華為與Skycom的關係及其在伊朗的業務。這表明美國的案件記錄顯然不可靠。」

根據加拿大法律,違反美國制裁不是可引渡的罪行,但欺詐罪可以引渡。

霍姆斯法官將訴訟程序押後至7月29日舉行的另一次庭前會議,她將通過電話召開會議。孟晚舟將於8月3日返回法庭,進行為期三周的聽證會,隨後霍姆斯法官才會作出最終判決。

此前,有加拿大觀察人士認為,這些證據不可能不被考慮,加拿大司法部長拉麥迪(David Lametti)應當重新審視案件並撤訴。

加拿大全國性報紙《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駐渥太華政治專欄作家和渥太華分社社長約翰·艾維森(John Ivison)6月29日撰文評論稱,對孟晚舟的指控一直都是虛假的,而新的證據更加強化了這一點。

加拿大司法部長援引的美國政府引渡要求認為,如果滙豐知道華為與skycom之間的真實關係,它就不會繼續把華為作為客戶。但新證據明確指出,遠在「滙豐證人B」於2013年8月在香港一家餐廳遇到孟晚舟之前,包括「滙豐證人B」和「滙豐雇員7號」在內的常務董事級別的高管就已經知道這段關係。

美國政府此前強調滙豐「高級」管理人員(「senior」 executives)和「一般」雇員(「junior」 employees)之間的區別,認為前者被隱瞞而後者知道真相。但「滙豐雇員7號」是滙豐銀行全球銀行業務中國區副主管,「滙豐證人B」是滙豐銀行董事總經理,「滙豐證人B」與孟晚舟會面後,作出關於華為的報告,滙豐銀行全球風險委員會和客戶選擇委員會成員對該報告毫無疑問地接受。兩位高管各自擁有一份孟晚舟的PowerPoint文件,文件中明確表示,Skycom是一個在伊朗開展業務的與華為有關的「可控」實體。

「滙豐雇員7號」負責評估繼續與華為做生意的風險是否可接受。她簽署了四份風險評估報告,結論均為正面,這些報告得到了權衡滙豐與華為關係的委員會的認可。

美國政府的立場是,滙豐「只有一些初級雇員」知道事實,但在審查新證據後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而加拿大總檢察長的律師們提交了他們自己的事實陳述,但這些陳述非常薄弱(thin gruel)。

他們在提交的文件中稱,擬議的證據並不能證明滙豐高管知道華為與其控制的公司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文件表明他們不知道(indeed the documentation suggests they did not.)。」

約翰·艾維森指出,加拿大總檢察長提出的陳述旨在主張滙豐提交的證據不可採信,因為這些證據試圖建立一種與美國政府的證據相反的結論。

「如果整個案件取決於孟晚舟是否欺詐滙豐,那麼(加拿大)法官怎麼可能不採納一些滙豐的文件?」約翰·艾維森問道,尤其是這些文件表明,該行負責權衡制裁、洗錢和欺詐的人員非常清楚華為與Skycom的關係,同時仍然認為這樣的風險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滙豐高層連這都不知道,那這似乎是一個滙豐內部溝通的問題,而無關欺詐。

約翰·艾維森最後寫道,「拉麥迪(加拿大司法部長兼總檢察長)應當利用孟晚舟下次庭審前的一個月窗口期,終止引渡案件」。

長期關注孟晚舟案的合規專家、匯業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楊傑律師就案件新進展接受觀察者網採訪。

楊傑認為,雖然加拿大法院法官沒有同意引入從滙豐銀行獲取的新證據,但從滙豐與華為達成和解並同意提交對華為有利的證據這一點看,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今年2月12日和2月25日,華為先後在英國倫敦高等法院和中國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滙豐銀行公開與孟晚舟引渡案相關的內部材料。

英國高等法院拒絕了這一申請,但4月12日,滙豐、華為及孟晚舟提前在香港法院庭外達成協議,法官頒令,孟晚舟一方可向滙豐索閱有關文件,相關文件將用於在加拿大處理美國提出的引渡聆訊申請。

有人可能有疑問,孟晚舟被捕已經兩年多,華為為什麼才「想起」在倫敦和香港起訴,要求公開相關證據呢?

楊傑認為,這很可能與香港司法環境的變化有關。在香港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後,香港的司法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如果華為在香港提出訴訟,要求公開相關證據的話,得到的結果很可能是與在倫敦相同,遭到駁回,因此,孟晚舟一方不太可能去做這樣的「無用功」。但是在香港國安法落地後,事情顯然發生了變化,滙豐銀行身在其中,應該對此深有體會。

兩年後,不但香港國安法能成為對華為訴求的上位法支撐,而且中國的「阻斷法」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反外國制裁法》、《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和《阻斷法》三部法律形成了栗戰書所說的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工具箱」。這三部法律的功能和定位各不相同,《反外國制裁法》主要是反制;《阻斷法》主要是切斷美國長臂管轄在中國境內的適用;《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主要是針對外國實體如果被認為「不可靠」,就會被列入清單上。

由此,華為一方能夠引用的法律依據更多,而對滙豐銀行這樣的跨國企業來說,中美兩大經濟體進行地緣政治博弈,美國有長臂管轄和單邊制裁,中國有針鋒相對的《阻斷法》和《反外國制裁法》,在不願意放棄中國市場的情況下,就不得不認真考慮自身立場如何調整。

如果比照2012年,滙豐銀行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期起訴協議時的情況,今天的中西方力量對比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文/觀察者網 周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