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靠向中國的阿富汗,為何胡錫進提示「謹慎」?原因不止是局勢

資訊     2021年07月11日

阿富汗歡迎中國投資,胡錫進主編評析我們應當謹慎發揮影響力,不用我多說,大家都能讀出其中深意。

但對阿富汗投資的謹慎,並不在於阿富汗動盪的國家形勢,根本上,還是阿富汗這個國家的本質。

某種程度上來說:阿富汗不是國家,而是部落。

這是西方學界給阿富汗下的定論。在西方學者詹姆斯·斯潘看來,阿富汗社會是以普什圖部落為主體,是當代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部落組織。

但與普遍意義上階級森嚴的部落社會不同,阿富汗部落社會卻是異乎尋常的平等型社會。部落處於高度分裂之中,連國家也無法控制部落內部的決策。

從1747年阿富汗建國至今,阿富汗政府均是以拉攏部落首領,以維繫國家間接統治。

六十多個部落、四百多個部落分支,構成了阿富汗。而這些部落之間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具有嚴密的譜繫結構,並在信仰體系中,有共同的祖先與文化。

部落社會內部缺乏強有力和制度化的公共權威,國家也沒有能力對之整合,部落社會處於一定程度的無政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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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社會管理中的異象:阿富汗本質上是無政府社會,部落自成秩序,阿富汗人的部落認同壓過國家認同,但這種無政府狀態下,部落組織又建構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穩定與秩序。

如果不是蘇聯與美國的先後入侵,阿富汗的局部衝突的整體穩定,仍會延續。美軍的侵襲,本質上是打亂了部落間的平衡,美軍強大的軍事力量,成了部落公敵,而美國試圖整合阿富汗部落的嘗試,不啻挑戰部落根本利益。

這才是造成時下阿富汗混亂局面的原罪。根本上來說,美軍打破了阿富汗社會的權力結構,而美軍的一走了之,阿富汗部落的互相征伐,本質上又是在重新建構權力結構的平衡。

這個偽裝成部落的國家,究竟是怎樣的權力結構?權力結構又如何生產社會秩序?美軍的入侵又對阿富汗的社會秩序帶來怎樣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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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落社會三極權力結構

阿富汗部落社會中存在三極權力結構,即支爾格大會(部落大會)、部落組織首領和宗教人士,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這是阿富汗的「三權分立。」

第一是支爾格。

部落大會在阿富汗長期存在,屬於部落組織的傳統制度。這種樸素的民主制度有三種類型:

一是地方支爾格,針對村莊和村莊之間的問題;

二是部落支爾格,存在於村莊之上部落組織的各個層面;

三是大支爾格,負責解決涉及阿富汗戰爭與媾和、頒布憲法、重建政府等重大事件。

與會者一般圍坐成圓圈,不分主次,沒有會議的主持人,發言也沒有限制,都有表決的權利,有些類似於清王朝的軍機處,只在有重大事件時召開。而支爾格形成決議後,由部落警察強制執行。

支爾格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臨時政府的角色,而部落組織的首領則承擔了行政機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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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部落首領。

部落首領的本質是大地主或貴族,一般被稱為「汗」。這些首領沿襲著樸素的產生制度,並非是通過繼承製,而是通過威望的不斷累積,逐漸成為部落領袖。他們往往是英勇、誠實、具有出眾的口才與外表的才俊。

部落組織首領處於部落社會的中間層面,代表部落組織,猶如一個個節點將分散的社會聯結起來。不過,從蘇聯入侵阿富汗至今的40多年裡,直接被消滅的階層,便是部落首領階層。失去這一中間權力階層的支撐,也是阿富汗陷入混亂的結構性原因。

第三是宗教人士。

阿富汗是伊斯蘭社會,所有伊斯蘭社會都離不開教義的宣導,教士階層是掌握道統的階層,他們代表的是宗教的神聖權威。

伊斯蘭教是阿富汗社會的思想根基。美國的阿富汗史專家杜普雷曾戲言:「在阿富汗,隨便扔一塊石頭都能砸到蘇非聖墓。」

宗教人士的權威不僅來自於宗教領袖的精神屬性與宗教魅力,也來自於他們所擁有的土地等物質財富。橫向比較地說,阿富汗的教士階層集中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儒」與「商」的社會功能。

宗教超越部落社會,建立了更廣泛的社會連接,反抗美國等國的外部入侵,均是教士階層主導。

概括地說,支爾格大會(部落大會)代表司法權,部落首領代表行政權,宗教人士則代表監督權。這是阿富汗社會穩定的權力結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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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權力結構生成社會秩序

權力結構生成社會秩序,所依賴的,便是社會關係。

社會關係網絡構成社會結構,社會關係必定受到一定的社會規範的制約。而阿富汗社會的社會關係核心,便是不成文的部落習慣法,即普什圖瓦利。

這一不成文的習慣法,規定了阿富汗人理想的生活與社會運轉方式,也是阿富汗人的文化認同核心。部落社會的權力關係正是在這一框架下交往互動,進而生成某種社會秩序。

在此之外,伊斯蘭教法則構成了部落習慣法的補充。教法與部落習慣法,構成了阿富汗社會的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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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習慣法是一些寬泛的行事原則,主要包括:其一,效忠於所屬的部落組織,護衛自己的土地和家族的女性;其二,血親復仇,即將正義掌握在自己手中,復仇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其三,行事勇敢,維護自身和部落組織的獨立;其四,守護客人,在自己的空間範圍保護其周全。

如果要抽取習慣法的核心心法,那一定是「榮譽」。習慣法的運行,都是基於榮譽的捍衛,是一種恥感文化。習慣法一方面,帶來了獨立和自治觀念,使社會具有無政府性;另一方面,習慣法又內化為部落社會運行和組織的基本原則,框定了支爾格、部落組織首領和宗教人士的權力邊界,以及它們之間互動的規則。

再直觀地說,習慣法就是部落社會的「憲法」,在某種意義上建構了相互制衡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秩序。

這種部落社會代替了國家的某些職能,為部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生存保障和其他公共產品。但也造成了公共權威缺乏的無政府狀態困境。

部落組織的相互對立、制衡、自治和團結等看似相互矛盾的現象,構成了部落社會秩序的顯著特徵。社會衝突和社會對抗本身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說白了,沒有內部的衝突和對抗,阿富汗便不會穩定。

這種秩序延展到整個國家層面就呈現出所謂的「分支型國家」或「部落國家」。國家成為部落組織的擴大形式,力量羸弱,只能對地方維繫間接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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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權力結構的破壞與重建

然而,外來者終究還是打破了權力平衡。

從蘇聯阿富汗戰爭到美國阿富汗戰爭,40年的戰爭,幾乎摧毀了既有的權力結構。

戰爭一般不會自動結束,除非是交戰一方繳械投降,但如前所述,部落習慣法註定了,阿富汗人不會投降。因此,40年戰爭,卻沒有哪個帝國能統治阿富汗。

但權力結構被破壞,造成的惡果,便是對外戰爭與內戰環環相扣、緊密交織。哪怕國外和解成功了,國內和解依舊行不通。

反蘇戰爭和反美戰爭都伴隨著反叛喀布爾政權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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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蘇聯入侵,把政治動盪升級為戰爭。長期戰爭使穆賈希丁軍閥坐大,乃至蘇聯撤軍後,戰火依舊延續。納吉布拉政府倒台後的軍閥混戰和無政府狀態,直接催生了塔利班。

2001年美國借力北方聯盟與塔利班的內戰,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又由此引發反美戰爭和塔利班的反叛。

從外戰到內戰,其實就是權力結構被打破,接著再被重建。阿富汗社會至今沒有找到比傳統權力結構更好的權力分配方案,因而美軍撤出後,部落混戰的戲碼再度上演。

歸根究底,阿富汗的文化慣性、制度慣性、社會慣性,會重建部落社會的權力結構。

部落之間衝突不斷,在與同一層次組織間的角力,重新確認部落首領階層的行政權;而部落與國家之間,維持著基於共同血緣的統一,教士階層又重新掌握道統的監督權,將部落聚在一起。

根本上來說,阿富汗的部落民對於國家存在,始終抱持著強烈的牴觸心理,甚至將政府的徵稅、徵兵視為對自身「榮譽」的侵犯。在他們看來,地方政府只是一棟建築,離開了這個建築就脫離了政府的管轄。因而,國家可以被摧毀,但部落必須要重建。

蘇聯撤軍後,阿富汗的三層權力結構又重建起來,美國撤軍後,亦是如此。

不過,稍有不同的是,每一次重建,部落首領的力量都會被削弱,而教士階層的力量都會被加強。這也意味著,阿富汗社會的宗教色彩,將愈發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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